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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出山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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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胤死后,其手下的二号人物紫金梁王自用被推举为民军老大,王自用手下共有民军三十六营,人数大约在二十万左右。

这三十六营包括:八大王、扫地王、邢红狼、黑杀神、曹操、乱世王、撞塌天、闯将、满天星、老回回、李晋王、党家、破甲锥、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闯王、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天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丫头子、齐天王、映山红、摧山虎、冲天柱、油里滑、屹烈眼等等。

从诨号上就能看得出,这都是些凶悍狡黠、难以对付的人。王自用只是名誉上的首领,各营都有独立行动的自由。

洪承畴荡平陕西以后,朝廷把注意力集中到山西来。

崇祯撤换了“剿匪”不力的山西巡抚宋统殷和宁武总兵孙显祖,任命光禄寺卿许鼎臣为山西巡抚,张应昌为宁武总兵。

针对“流贼”遍地开花的状况,兵部尚书梁廷栋出了一个臭主意,他建议宣大总督张宗衡和山西巡抚许鼎臣两人分地负责。

张宗率率白安、虎大威、李卑、贺人龙、左良玉等将领共八千兵力负责东、西两路,许鼎臣率张应昌、茍伏威、史记、颇希牧、艾万年等将领共七千兵力负责北路。

从表面上看,两人分工很明确,但是由于民军是流动作战,居无定所,这种划地专责的做法不利于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容易造成观望和扯皮,容易被民军钻空子,从而贻误战机。

此外,为确保城池不失,避免失事之责,官军在战略上比较注重守城,失去了“剿匪”的主动性,没有对“流贼”造成什么杀伤,因此,许多大臣批评这种做法名为“防寇”,实为“纵寇”。

因为官军战略上的弊端,山西的剿局没有因为换人而有什么起色,官军的剿杀依然疲软无力,不能有效对民军进行压制。

不是事不行,而是人不行。

崇祯五年十二月,刚刚荡平陕西的临洮总兵曹文诏马不停蹄,携部将马科、曹变蛟等人,率领一支三千五百人的部队开往山西。这支部队人虽不多,但是都是逐一挑选的精兵,他们刚刚剿灭了陕西民军,每个人的双手都沾满了民军的鲜血。

骁勇善战的曹文诏到来使形势有所好转。

崇祯六年初,为了统一事权,朝廷命曹文诏节制秦晋诸将“讨贼”,曹文诏一马当先,指挥各路人马,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固守,以动制动,和民军展开滚桶大战,给民军以沉重的打击。

踢足球强调整体实力,讲究协调配合,一个人实力再强也对付不了一大堆对手,没有队员的配合,球星也会变成球童。

在山西“剿匪”就像是踢足球,也要讲究整体配合,可是曹文诏到了山西就像是罗纳尔多到了甲A,虽然他很能干,但架不住官军中的饭桶多,民军的密度大,他一个人不能包办所有“剿匪”事务,民军对他闻风逃遁,不与他接触,曹文诏孤掌难鸣,有劲使不上。

因此,山西民军虽然受到一些挫折,但是没有被消灭,活动范围反而扩大到了豫北和畿南。

进入华北平原后,民军充分发挥了运动战的优势,活动量大大增加,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展开游击战,三省官军事权不一,协调指挥不利,处处被动挨打,常常顾此失彼,三省官军也因此矛盾重重。

民军流动到华北平原对北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朝廷对此高度重视,急忙调兵遣将,对民军进行围堵。

崇祯五年八月,左良玉部率昌平兵二千四百五十人往援豫北。

崇祯六年三月,邓玘和马凤仪率四千川兵支援左良玉。

为了统一事权,河南乡绅向朝廷奏请以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提督三省军务,统一军事指挥权,兵部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于是决议洪承畴移驻潼关,节制三省军务,统一指挥曹文诏、张应昌和邓玘三位总兵官的军事行动。

然而生性多疑的崇祯不愿意让洪承畴权力过大(不久前发生了孔有德造反的事件),没有批准兵部的决议,他采取了另外一个办法——提高晋、豫二省巡抚的权力。

他赋予晋、豫二省巡抚先斩后奏的权力,参将、游击以下将领如果有人不听指挥,违反军令,二省巡抚可以先斩后奏。

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掌控,崇祯也改变了因魏忠贤而产生的对太监的成见,在现实面前重新回归明朝的政治传统——重用太监。

他派出陈大奎、阎思印、谢文举、孙茂林四名太监,分别出任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四镇的监军。

崇祯的各种举措并非毫无成效,由于官军不断调兵遣将,民军在华北平原难以立足,不得不转入太行山区,这对分封在豫北的明潞王构成严重威胁,潞王看到形势岌岌可危,连忙向朝廷告急,请求发兵保护,于是崇祯派出倪宠、王朴率京营兵六千人赶往豫北助剿民军。

崇祯六年冬,官军主力齐集豫北,总兵力达三万以上,民军被压缩在太行山东南、黄河以北的狭窄地段,缺少粮草,随时有被围歼的危险。

此前不久,民军老大紫金梁王自用在战斗中伤重死去,民军各部处于一个群龙无首的状态。

为摆脱困境,民军决定进行战略转移。

有些动物遇到危险时会使出装死的绝招,民军遇到危险时也有自己的绝招——诈降。

为了麻痹官军,民军决定利用京营的无知进行诈降。

崇祯六年十一月,民军首领张妙手、闯塌天、满天飞、邢红狼、闯将等十二人,代表民军六十一名首领,向京营总兵王朴和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乞降”。

各位首领“环脆而泣”,痛陈起兵造反实在是由于灾荒无法活命才做出的无奈之举,表达了“悔过”的态度和“押还故土”的愿望。

王朴等人头脑简单,被民军的“诚意”感动,决定进行招安,于是停止了对民军的进攻,积极开展招安事宜。

乘官军停止追击、放松警惕的时候,民军暗中做好了渡河的准备工作,十一月二十四日,天公作美,天气异常寒冷,山西垣曲到河南济源之间的一段黄河封冻结冰,民军乘官军不备,用门板铺在冰面上,再加上一层土,“建成”一个浮桥。在官军的眼皮底下,民军大队人马疾驰而过,到达河南渑池县境内。

这样,民军摆脱了困境,实现了战略转移,进入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中原地区,从此,明末民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对于官军来讲,失去了消灭民军的最佳机会,几年来的围剿前功尽弃,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将在更阔的海洋里捕鱼,不过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要捕的鱼在这片海域逐渐长大,几年以后,他们捕上来的将会是一条吃人的大白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