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个好几次跳出农门的机会。
也许是命中注定，他不该离开这片土地，最终都是转了一圈又回到田间。
和村子里同样评10分的壮劳力相比，父亲的身子算是比较单薄的。
但他从来不甘示弱，能挑120，不担100斤，别人挑三趟，他绝不会挑二趟。
有话当面说，从不背后算计人。
因为他知道，母亲是单传，而他是孤身一人来到没有任何根基的村子，没有任何的依靠。
小时候，春节时他的4个堂兄弟会来吃顿饭，我能看出那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满屋子都是笑声，他想以此表明自己家里是有人的。
有时还特意叫几个邻里陪个酒、猜个拳。
他用自己的人品和努力在村子里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大家的尊重，担任了多年的生产队长，成了村里的主心骨。
公社里也对他进行培养，多次作为代表，参加县里的有些会议，并填写了入党志愿书。
家里衣厨上面原来有个铁丝篮，我时常去找些抄稿纸，里面全是他这个时期留下来的代表证之类的东西。
这个期间，因为自然灾害，公社里决定要求村里无偿的支援外面的一个村子几百斤刚收获上来的大豆。
大队的书记也都同意了，要父亲表态。
父亲没同意。
最后，入党的事就没了下文。
不久，县里抽调一些人员去磐安山上挑木碳，父亲也在公社报的名单里面。
听父亲说磐安都是很高的山，每天要走很多的山路，去了两年吃了不少的苦。
这支队伍结束时，有一部分去上海做了搬运工人，还有一部分在舟山也进了运输社之类的单位。
父亲和极少几个人又回了原来的农村。
过了没多久，通知他去水产公司下面的冰鲜船上工作。
这种船，就是把在海上的渔船的货，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收来，转运到冷库，再按计划供应市场。
“手板面一样宽的带鱼，当饭吃。”
父亲时常这样描述。
他的意思是这辈子鱼是吃够了。
因为最优质的带鱼是海鱼里面味道最好的，只是现在的带鱼再好也没有那个时候的品质了。
过了几年，由于政策方面的原因，父亲被“精简返乡”再次回到村里。
白天劳作，晚上唱唱小调，家里团团圆圆，父亲很是乐观知足。
到了我读初中时候，大队办了一个石灰厂，又把父亲抽去当负责人。
可能还是由于父亲出去闯荡过的原因。
厂子规模很小，多时3一4个人，少时就2个人。
我偶尔去玩玩，看到同事和顾客都很客气叫他“厂长”，这是他这辈子当的最大的“官”了。
在这期间，家里的三间新房子里面搞粉饰。家里没见他带来过一包正品的石灰。
他时常会带上一担废料，按照卖给别人的价格，从工资里抵扣。
他时常的告诫我们：“公家的东西，一分也不能去沾！”